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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按道理来讲，这次分房怎么也轮得着他，没想到的是，王道忠这个年轻时的好友兼学弟，跟他打太极拳，始终不给一个明确的说法，后面两人争吵了起来，争论的无非是「个人对不起组织」，还是「组织对不起个人」。

        这种鸡生蛋、蛋生鸡式的循环，永远不会有结局。

        最终，王明榛摔门而出。

        钱钟书在《围城》里写道：「生存竞争渐渐脱去文饰和面具，露出最原始的狠毒。廉耻并不廉，许多人维持它不起。」

        如果说，绝大多数身处象牙塔的学生是理想主义的，甚至是「幼稚」的理想主义的。如初见、如李小曼，但以现实的标准衡量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她们是幸运的，因为她们终将走向残酷的社会。至少在经历从校园到社会惨痛的割裂感后，会在人生下个阶段获得重生。

        然而，对王明榛这样的老师来说，校园就是社会，社会就是校园，一方面要怀揣着崇高的道德传道授业，另一方面还要养家糊口。

        这种现实的矛盾，伴随了王明榛一生。

        君子固穷，这高尚么？

        老师是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，不是每个老师都要修炼成圣贤。通过辛勤的劳动合理合法地富起来，经得起时间检验，无可厚非。读书和致富从不是对立的，而是两步走的关系。然而，王明榛始终无法打破内心中的无形藩篱。

        那些年来，王明榛一直有给农村穷学生补课的习惯，有时候，他在家徒四壁的房子里带着学生补课，在厨房煮菜做饭的妻子林韵莹就会把锅碗瓢盆弄得哐当响！贫困的窘境和崇高的理想，仿佛在锅碗瓢盆的响声中嘣开了更大的裂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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