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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比如曾同亨讲，其实大学堂里，根本讲不了什么实际的东西，理论和实践差距极大，在校的教育，也就是个入门，从理论到实践，需要大量的实践经验。

        搞严出完全没有必要，到实践中去学习，也是一种积累经验的办法。

        大学堂培养的人才，不是选官，选官当然要严，选官不严，到了地方也是个泥菩萨，自身难保，更别说管理地方了，选官再严格也不为过，大学堂严出，完全没有必要。

        曾同亨当然没有避讳谈及地方乡贤缙绅、势要豪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大学堂里镀金的事儿，他觉得这是个权衡利弊的事儿，快速补充各行各业的人才，才是大明的燃眉之急。

        只有人才充足，甚至人才过剩的时候，再搞严出，才是符合历史规律的选择。

        全面分析利弊之后，曾同亨认为申时行在多此一举。

        因为涉及到了申时行本人，申时行只能在奏疏上，贴了空白浮票，没有表达自己的态度，但这也是一种态度，空白浮票表示他看过了，但是不打算改变自己的政令，除非陛下有明确的圣旨。

        申时行在上一本奏疏里，已经把理由说的非常明白了，大学堂还在创立期间，规章制度都在探索的路上，现在做还能做，以后再想做，想都不要想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地方树大根深，朝廷还想随意插手？

        这个事儿，反对力量很大，如果申时行一意孤行，反对者无法从皇帝这里进行纠正，就会自发纠正，比如申时行要搞严出，执行的时候，就搞成不出，扩大化、倍之，是对抗一个政令最好的手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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