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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七月八日，星期一的深夜。

        台北市的雨势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，豆大的雨滴砸在林冠廷全罩式安全帽的镜片上，晕开了一圈又一圈模糊的光晕。他骑着那台满载着他全部家当的125机车，在空旷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行驶着。

        离开中正区那个名为「家」的牢笼後，他有一种近乎失重的虚脱感。三十二年来，他第一次在深夜的台北街头，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。

        芦洲的租屋处还要两天才能交屋，他现在是一个没有实T伺服器可以登入的流浪节点。

        最後，他在台北车站附近的一条巷子里，找到了一间外观有些老旧、招牌灯管闪烁的平价商务旅馆。

        「老板，我要一间单人房，住两个晚上。」林冠廷走到柜台，身上还滴着雨水，声音有些沙哑。

        「一晚一千二，两晚两千四。押金五百。」留着平头的老板看了他一眼，熟练地递出一张登记表和一把带有沉重压克力房号牌的钥匙。

        林冠廷从皮夹里cH0U出三张千元钞票递过去。这是他过去绝对舍不得花的钱，但现在，这两千四百块买到的，是他人生中第一段完全不被监控的「系统待机时间」。

        走进那间只有三坪大、弥漫着淡淡霉味和烟味的房间，林冠廷将沉重的背包扔在地上。他没有开电视，也没有去洗澡，而是直接仰面躺倒在那张有些生y的单人床上。

        房间里安静得可怕。没有电视机里乡土剧的吵闹声，没有厨房里剁菜的声音，更没有张桂兰那随时可能破门而入、充满压迫感的脚步声。

        这是一种极度陌生的、令人心悸的安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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